就我國國內語境而言，俄烏沖突中的認知戰給我國社會帶來了不亞于1991年海灣戰爭式的直接心理沖擊。但是與此同時，對認知戰的相關討論仍存在基于過往媒介經驗等原因的先入為主、大而化之等盲目輕敵的心態，比如認為“大翻譯運動”就不過是國外反華勢力的“新花樣”，并沒有上升到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所以，如何理解、闡釋認知戰的基本概念、范疇，尤其是其日常運作的基本形態、特征，就成為了一個繞不開的中心議題。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整體性的媒介迭代周期進程不斷提速，短短30年間就歷經從傳統紙媒、廣電體系的市場化、產業化改革，到傳統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指數式、浪潮式崛起，不僅遠遠掙脫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認知框架，在我國同樣存在著明顯基于不同媒介經驗卻共置在一個話語場域內各說各話的鮮活現實。例如國內國際關系、軍事理論、新聞傳播等學科，在討論俄烏沖突中認知戰的時候就存在清晰的媒介經驗代差，相關討論調用的理論、概念大多來自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前，最多也只是延伸到社交媒體、社交網絡階段的理論體系。因此，在觸及到俄烏沖突中與我國相關的、以“大翻譯運動”為代表的典型認知戰形態時，他們還是習慣性地將其解釋為是“和平演變”的當代版本，或者認為是國內語境下更為熟悉的公知、大V套路，亦或是在做從圖文到算法層面的抽象討論。

    事實上，敵對勢力蓄意集中針對我國的“大翻譯運動”等認知戰形態，背后是美軍從混合戰爭到認知戰等軍事理論、戰爭觀念及媒介方法論的重大當代變革。以“大翻譯運動”為例，其首先是在諸如微博、B站、知乎、豆瓣等網絡社區炒作接收“烏克蘭小姐姐”等看似調侃、戲謔的話題，在短時間內迅速吸引海量關注度的同時，憑借類似飯圈控評等手段在其中隱秘設置事關性別和激進民族主義等極端議題，并以“雙簧”“苦肉計”等卑劣手段有意引戰、制造爭端，從而釋放出大量激烈、極端言論。在此基礎上，敵對勢力精挑細選其中遠沒有任何政治代表性的激烈、極端言論進行多語種翻譯，再故意發布在Meta、推特、TikTok、Telegram等國外社交平臺和移動互聯網應用上。在進一步煽動國外網民對華情緒的同時，他們利用相關輿論、輿情的疊加和化學反應，達到假借公共外交綁架政府外交的陰暗目的。

    “大翻譯運動”不過只是當代認知戰的一種具體形態，但以“大翻譯運動”為切面，則可以全面、赤裸地展現敵對勢力的深度偽造、加速主義等認知戰具體策略。在我國網絡社區中，敵對勢力正是依靠“大翻譯運動”等精心策劃、抽取的相關極端議題，直接為其一輪又一輪快速迭代的信息深度偽造提供素材和依據。從抗疫措施到新疆棉事件，多軌多維的深度偽造信息就是以這樣的邏輯，在世界各國的不同媒介形態上被迅速海量釋放，在很多重大關鍵節點起到點燃輿情、操縱輿論的意識形態效果。這既不同于以往中心化的“和平演變”路徑，其多點開花、快速迭代、跨媒介聯動的基本特征，也擁有著傳統“和平演變”所不具備的媒介勢能。

    應該客觀看到，敵對勢力在“大翻譯運動”背后的深度偽造、加速主義等認知戰策略，近年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達到了其總體蓄謀的基本預期。從韓國、日本到我國的港澳臺地區，從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到印度，以及即便是勢力相對薄弱但也在利用性別議題有意布局的中亞地區，敵對勢力在過去五六年以來已在悄然間初步完成明確針對我國的系統性認知戰“合圍”。這也是在俄烏沖突認知戰中，以“大翻譯運動”為代表的相關卑鄙圖謀能夠得以開展的現實基礎。值得警惕的是，自《國安法》實施以來，“臺獨”“港獨”分子看似轉入“地下”，“逆統戰”“奶茶聯盟”“大翻譯運動”等的一再出現卻深刻說明，他們不僅還充斥在反華第一線，語言上的先天優勢也將使其成為長期隱藏在我國虛擬空間內的一大國家安全隱患。

    總之，俄烏沖突中的認知戰為我們敲響了不亞于1991年海灣戰爭的歷史警鐘。對于認知戰等軍事理論、戰爭觀念及媒介方法論的各個層面，都需要作為事關國家安全的長期議題予以戰略層面的足夠重視。以俄烏沖突為表征，我們已經進入到新的地緣政治周期。在新的國際政治格局下，我們更需要深入探究如何實現我國法律的域外效力、實質性的對外制裁等法律上、信息技術上更為綜合的國家治理手段，并充分發揮我國數字文化產業的中國經驗的高維媒介優勢和紅利，尋求官方、民間和社會等多方利益的最小公倍數，進而打贏全面捍衛包括虛擬空間在內的中國國家延伸利益的當代認知戰。（本文作者孫佳山 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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